春节出境游升温，保险怎么买******
去澳大利亚看袋鼠，到马尔代夫晒太阳，在法国看看卢浮宫……随着2023年春节的临近，加之出入境政策的优化调整，跨境游市场正全面回暖。携程发布的《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示，2023年春节前十名出境游目的地包括：澳大利亚、泰国、日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同程旅行数据显示，1月8日出行的出入境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628%，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
出国旅游语言不通、环境陌生，旅途中航班延误、意外伤害、医疗救援等风险不可忽视，若是发生紧急情况，异国他乡，也容易手足无措。该怎么有针对性地配置保险？买保险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境外旅游风险多
随着1月8日零时起中国取消入境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等政策的正式生效，加之2023年春节的临近，7天长假近在眼前，出境旅游将迎来一波小高潮。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实施“乙类乙管”政策的首日，同程出入境机票订单量同比暴增628%，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
出门在外，不可控的因素很多，从旅行前的机票酒店准备工作，到游玩结束返程回家，每个环节都面临一定的风险。想要在国外安心地游玩和消费，提前准备好保险防患于未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那么，出境旅游一般都会面临哪些未知风险呢？
对于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风险，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旅行前存在由于恶劣和极端天气，比如暴雪、大雾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旅行取消和改签的风险；旅行途中，财产方面存在随身财产被偷被盗，或行李托运途中遭第三方承运商损坏的风险；医疗方面，存在由于水土不服导致急性肠胃疾病，旅途劳累导致感冒发烧等常见呼吸道感染疾病，或在参加热门娱乐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发生的风险；旅行结束后，如在途中发生意外受伤或疾病，则面临需要回国继续治疗的风险等。
跟团游省心又省力，掏钱少操心，是很多游客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旅行社也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这种情况是不是不用再买保险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表示，一般旅行社给游客配置的保险是旅游责任险，主要保障因旅行社方面的疏忽和过失造成的对游客的损失，而非旅客自身的风险。所以，作为游客，最好是另外给自己或家人购买一份保障范围和保障额度合适的、含有紧急支援服务的境外旅游意外险。
除了关注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意外发生后能不能及时获得帮助或救援也同样需要关注。某保险经纪公司旅行险销售总监告诉记者，近期咨询境外旅游保险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不论想去哪里，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是多数人需要面对的情况，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行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遗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需关注服务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国内各大保险销售平台上都能购买相关的境外旅游险，境外旅行产品琳琅满目。
以支付宝上的蚂蚁保平台为例，1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检索发现，在售的产品有“平安官方境外旅游险”“华泰境外百万全球旅行险”“安联全球旅行签证险”“安盛亚洲旅行险”“美亚全球通境外旅行险”等。
在保险价格方面，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依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保险产品价格从最低18元到上千元不等。保障时间最长可达一年，并且，多数境外旅游保险的责任还提供旅行者随身财产、旅行证据遗失、银行卡盗刷等多项责任，不过，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水涨船高。
谈及产品的选择，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表示，当前市场常见的境外旅行险产品，以综合性的境外旅行险产品为主。游客可以根据旅行目的地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
对于不同地区的情况，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举例表示，亚洲地区，一般设施比较完善，在风俗习惯等方面中国游客也比较熟悉，建议选择保障和保额相对比较基础的境外旅行险产品；欧美地区，一般医疗费用较高，由于路途较远，风俗习惯差异较大，旅客可选择医疗保额较高、含医疗运送、紧急支援服务、随身财产、托运行李损坏、行李延误、航班延误、个人责任等全面保障的境外旅行保险产品。
除了选择保险产品种类，选择哪家保险公司也需要斟酌，上述保险销售总监认为，在保险公司选择方面，可以优先选择大型保险公司、一些外资或者合资保险公司，因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旦遇到意外，可能需要保险公司提供国际救援，这时候就考验到保险公司在当地的资源和自身实力了。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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